艺术与学问之间
    ——记国家一级美术师刘铁平的学术研究

                         潘振中

  1986年,中国美术馆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书法家敞开了大门,“刘铁平书法展”以其绚丽多彩的风姿震动了京师,震动了刚刚苏醒的中国书坛。

  在成功面前,刘铁平清醒地认识到:历史上没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书法大家。书法与学养相辅相成,要成为有成就的书法家,必须以学养书,以书促学,做到书学相长。他当时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指出:书法创作“是笔墨功夫,而在大家都掌握了这种功夫之后,便是比学问,比修养的阶段了。”因此他在每天临池之余,必展卷苦读,结合他早先的文史功底,潜心治学。

  治学的艰难之处在于厚积而薄发,可贵之处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古学书,楷为门径,就楷而言,多不出颜、柳二家。刘铁平在其专著《隶书概论》(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多次加印)中认为,学书自隶入手,方为捷径。中国文字发展至今,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先秦篆文体系,秦汉以降隶变体系。由书法而言,篆文形象,隶楷意象,行草玄象。隶书上承篆籀,下启楷行。隶书省改波磔,增加钩(走翟)则为楷,去除波磔改方折为圆转则为篆。刘铁平独树一帜,为越来越多的书法爱好者所接受。

  向传统观念挑战,必须有理有据,否则必然陷入无知的谬说。碑贴之争,自清代中晚期绵延于今,仍旧唇枪舌剑,见仁见智、各不相让。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刘铁平系统地研究了帖学与碑学的历史,所著《从写字到书法》一文于1994年入选全国书学研讨会。他在文中指出:“晚清之际,纯粹的帖学家是罕见的,多为帖中有碑;碑学家也免不了含有帖学成分。二者并驾齐驱而各显其长”,于是他率先提出“帖学为体,碑学为用”的原则。

  刘铁平在书学考证方面,也足使文物专家刮目相看。1993年发表的《试论〈瘗鹤铭〉》一文,以书体结构,书法风貌,并从音韵、历史、地理学等诸方位综合而深入研究,发现该铭原为四言诗、偶句押韵,通过大量例证得出了所谓“齐梁瘗鹤铭”决不可能早于中唐时期的结论,他的立论被诸多专家逐步认可,台湾《书友》杂志随后全文转载,著名学者刑立坚在评论中指出:“拜读《试论瘗鹤铭》宏文,细读内容,对于瘗鹤铭之作者、铭之考证、瘗鹤铭的影响、赏析等,论据至详,使读者能对此铭有较深刻之认识,若干过去所存疑点,亦有茅塞顿开之感”。刘铁平的许多书学论文,颇具价值,近10篇碑帖学论文陆续为海内外杂志转载。

  文物的艺术考证,绝对靠学识,靠敏锐的目光。现存台湾省的三方所谓传世商玺,学术界争议多年。老一代学者陈梦家、李孝定诸先生,八十年代裘锡生、李学勤诸先生皆有论说。刘铁平所著《商玺质疑》一文,冲破烦琐的学术迷雾,考证出三方“国宝”实为膺品,他从文字学发展角度指出: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玺字从土,籀文从玉。这可认为印章本来是陶制。古人视玉为有特殊意义的物质,古官玺可能是玉质,所以籀文从玉,战国时代东方国家多将“玺”写作“(钅尔)”,这就表明当年印玺多转为铜铸。假如这条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殷商时代用铜铸官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一论断为两年后的考古实践所证实。他意犹未尽,再度总结论证,撰写了《再论中国玺印的起源》,这篇使“金石史”改写、重写的文章在我国大型文博刊物《考古与文物》杂志社搁置两年,后经许多专家权威论证首肯后,终于列为重点文章发表。

  在研究学问方面,刘铁平是个有心人。1996年,《中国书法》刊载了穆棣先生《韭花帖系列考》,因为世传3本《韭花帖》,其中一件即为无锡博物馆收藏而引起了他的重视。他觉得穆文在考证方面虽然作了很多工作,但尚有至关重要的症结必须澄清,以求真谛。由于资料的缺乏,考证的难度很大,在查阅、收集和分析大量资料之后,刘铁平写出了《也谈韭花帖的考证》一文。《无锡文博》主编冯普仁教授偶然读到此稿,颇为赞同,旋即发表。从论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刘铁平在书法和篆刻以及训诂学方面的深湛功力和理论造诣。如该帖中关键性的一个“(车周)”(朝)字,诸多专家因不知其然,皆避而不谈,因而弥障重重,难辨真假。刘文解开了这一谜团,进而考辨该帖的真伪,使韭花帖考证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江南学院有关专家见此文章,深感难得,约其长谈。经过完善以后,题为《韭花帖“系列考”质疑》一文,再次在《江南学院学报》上发表,并破例增加多幅图版。

  刘铁平四体皆精。尤擅篆隶。他写古篆之所以古朴高雅,气魄非凡,皆因他对古文字学深入的研究。凡是他能得到的甲骨文、金文学术著作,都要反复研读。由于他的特殊成长经历,在当初要读懂、读通甲骨金文,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刘铁平靠着百折不挠的钻劲,从天书般的文字里,领略到殷人铭刻在甲骨上的虔诚,觉悟到周人浇铸在钟鼎上的自豪。在他的笔下,古文字的线条越来越充满勃勃生机,他的作品基本做到集诗集联无一字无来历。

  多年来刘铁平在国内外发表了研究玺文、汉隶、魏碑、晋帖等专题论文50余篇,出版7种书法及理论专著。他孜孜不倦、严谨治学,博约相济,以约驭博,与他的书法艺术一样,在书论研究的领域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学者型书法家。

 

《海外版》 (1999年09月0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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